建築系畢業生的就業選擇與人格特質、興趣、專長：相關性研究到底說明了什麼

摘要

建築系畢業生的職涯路徑向來被視為寬廣卻模糊。本文梳理一份以台科大建築系畢業生為對象的碩士論文實證結果，並對照人格特質與生涯興趣測評的工具邏輯，探討「人格—興趣—專長—就業選擇」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究竟能回答什麼、又留下了哪些尚未回答的問題。

一、問題的起點：為什麼建築系的就業選擇特別難談「對口」

建築系的訓練結構本身就很特殊。同一個學位底下，畢業生可能走進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設計公司、建設與房地產開發、營造廠、公部門建管單位，也可能轉向產品設計、展場設計、都市規劃，甚至完全離開空間相關產業。這種「一個系所、多條出口」的現象，讓「建築系畢業生做什麼工作」這個問題很難用單一變項回答。

從人才測評與生涯輔導的視角看，這正是「人格特質—興趣—專長」三層架構會被拿來研究就業選擇的原因：當外部職業結構本身高度分歧時，研究者會轉向個人內在差異，試圖找出選擇的規律。但這類相關性研究能推到多遠，取決於它的樣本、工具與統計設計。

具體而言，建築系就業結構的分歧並非偶然，而是與其專業訓練的橫向延展性有關。建築教育同時涉及設計思維、工程技術、法規實務與專案管理，這種跨域訓練使畢業生的技能組合天然具備多方向遷移的可能。然而，技能的可遷移性與實際的職業選擇之間，往往還隔著產業結構、市場景氣、地域機會分布等外部條件。相關性研究若僅聚焦個人內在變項，便可能系統性地低估這些結構性因素的作用——這是閱讀此類研究時需要先建立的方法論警覺。

二、一份具體的實證研究：它做了什麼、發現了什麼

目前可追溯的一份直接對應此話題的實證研究，是口試日期為2024年4月的一篇碩士論文，題目即為《探討建築系畢業生就業選擇與人格特質、興趣及專長之關聯性》[1]。該研究以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畢業生為調查對象，共發放13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93份，有效回收率71.5%，並採用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與皮爾森積差相關等統計方法[1]。

研究得到的結論中，有兩項與本文主題直接相關：其一，建築系畢業生人格特質中的「親和性」與就業選擇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其二，人格特質中的「開放學習性」與領域興趣中的「設計領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1]。論文摘要中呈現了五項結論，其中第三至五項亦與本文主題相關，包括領域興趣與就業選擇及領域專長的高度關聯性，以及領域專長與人格特質、就業選擇均無顯著差異[1]。研究者的整體結論是，部分假設獲得支持、部分則與預期有所差異，並將成果定位為提供應屆畢業生就業參考、回饋大專院校課程規劃，以及作為建築相關產業選才與人才培育的參考指標[1]。

這裡有兩個必須誠實指出的限制。第一，93份有效樣本來自單一系所，屬於便利取樣，其結論能否外推到其他學校、其他地區的建築系畢業生，研究本身並未提供證據[1]。第二，因此，對「人格特質能解釋多少就業選擇變異」的量化斷言，仍須考慮該研究第五項結論所指出的：領域專長與人格特質、就業選擇均無顯著差異[1]。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該研究中所謂「顯著差異」的實質意涵。在統計檢定中，顯著性反映的是「觀察到的差異不太可能純由隨機誤差產生」，但它並不直接告訴我們差異的幅度有多大、在實務上是否具有區分意義。以93份樣本進行多組比較時，部分顯著結果可能來自特定組別的樣本量偏小，導致估計不穩定。此外，該研究同時使用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與皮爾森積差相關等多種方法[1]，不同方法對變項尺度與分布假設的要求各異，若未在論文中逐一交代前提檢驗，結論的穩健性便有待讀者自行評估。這些並非否定研究價值，而是提醒：一份探索性研究的顯著結果，更適合被視為「值得後續驗證的線索」，而非「已確立的規律」。

三、把結果放回測評工具的脈絡裡理解

要讀懂「親和性與就業選擇有顯著差異」這類結論，需要先理解背後的工具邏輯。以UCAN就業職能平台為例，其「職業興趣探索」測驗是依據受測者在「我最喜歡哪些活動」「我認為自己有哪些特質」「我喜歡哪些科目」三個面向的作答，產出Holland碼三碼與類型名稱[11]。Holland系統由John Holland於1985年提出，核心主張是：過去經驗的累積加上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的職業選擇，而同樣的職業也會吸引具有相似經驗與人格特質的人[11]。

在這個架構下，六種類型分別對應不同的工作偏好——實做型偏好機械、電子、土木建築、農業等相關工作；研究型善於觀察、思考、分析、推理；藝術型則以直覺、表達與創新為核心，偏好音樂、寫作、戲劇、設計、舞蹈等領域[11]。建築系畢業生的興趣輪廓，往往同時橫跨實做型與藝術型，這也解釋了為何單一的人格或興趣變項很難乾淨地預測其就業選擇。

值得注意的是，該平台同時提醒，興趣代碼中若兩碼分數差距小於6分，位置可互換；一致性低者在生涯選擇時常出現矛盾或猶豫不決，但可透過通識課或實習建立第二專長和異業結盟[11]。這段工具說明，其實比多數相關性研究的結論更貼近實務現場：對建築系學生而言，「猶豫」往往不是資訊不足，而是興趣結構本身高度重疊。

另一套常見工具是CPAS職業適性診斷測驗，它透過12項人格特質、5大類適性工作與領導潛能，分析個人的職業適性，並搭配顧問解析協助學生了解自我適性工作[5]。兩者都屬於自我探索層次的輔助工具，CPAS側重職業適性分析，Holland系統側重興趣與職業類型的對應[5][11]。兩者都屬於自我探索層次的輔助，而非決定論式的預測工具。

從測量工具的角度看，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關鍵區別：Holland系統測量的是「興趣類型」，其理論基礎是職業興趣的六角形結構；CPAS測量的是「職業適性」，涵蓋人格特質與領導潛能等更寬的構念[5][11]。兩者的理論根基與測量目標並不相同，因此不宜將它們的結果直接互相對照或疊加使用。當一份研究同時引用不同工具架構時，更需要釐清每個變項各自來自哪一套測量邏輯，否則容易在解釋時產生混淆。

四、相關性研究能說明什麼、不能說明什麼

把上述研究與工具邏輯並置，可以歸納出三個層次的判斷。

第一，相關性研究能說明的是「共變」，不是「因果」。 該研究採用次數分配與百分比、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區別分析與皮爾森積差相關[1]，這些方法能顯示變項之間是否同步變動，但無法回答「是人格特質導致了就業選擇」還是「就業經驗回頭塑造了人格特質的表達」。Holland理論本身也承認，職業會吸引相似特質的人[11]，這意味著因果方向可能是雙向的。

第二，人格特質的解釋力在建築領域可能是「局部有效」。 該研究發現親和性與就業選擇有顯著差異、開放學習性與設計領域興趣有顯著差異[1]，但這並不等於人格特質能區分所有職業路徑。對照其他領域的研究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項以225位中部地區教保服務人員為對象的調查發現，受試者以內向型、實感型、情感型、判斷型為主，且MBTI人格類型對班級經營效能五大構面均具顯著預測力[3]；另一項以145份有效問卷進行的接班意願研究則顯示，MBTI人格特質對接班意願的影響假設並不成立，反而是創新自由度正向影響接班意願[7]。同樣是人格特質研究，在不同領域、不同依變項上，結論並不一致。

這種不一致本身即具有資訊價值。它提示我們：人格特質對職業結果的預測力，可能高度依賴「依變項的性質」。當依變項是班級經營效能這類與人際互動密切相關的表現時，人格特質的解釋力較容易顯現[3]；而當依變項涉及接班意願這類受組織條件與個人處境共同影響的決策時，人格特質的獨立效果便可能被其他變項覆蓋[7]。建築系畢業生的就業選擇，性質上更接近後者——它是一個受產業機會、經濟條件、家庭因素與個人偏好共同形塑的決策，而非單純的性向配對結果。

第三，專長與興趣的測量方式，會直接影響研究結論。 該建築系研究將「領域興趣」與「領域專長」列為關鍵變項[1]，但興趣可透過Holland碼等標準化工具測量[11]，專長卻往往依賴自評或課程成績，兩者的測量層級並不相同。以高職學生為對象的研究便曾指出，科別對學科成績有影響，而人口變項中僅部分變項對人格特質與情緒智力有影響，其餘影響性不大[4]。這提示我們：在解讀「專長與就業選擇相關」時，必須先確認專長是怎麼被定義與測量的。

更進一步說，自評專長與標準化測驗之間的差距，不只是測量技術問題，還涉及自我認知偏誤。學生對自身專長的評估，可能受到課程成績、同儕比較、師長回饋等因素影響，而這些因素本身又與就業選擇的資訊環境相關。因此，當研究發現「領域專長與就業選擇高度關聯」時[1]，這個關聯中究竟有多少來自客觀能力，有多少來自自我認知與環境線索的交互作用，現有設計尚無法拆分。

五、給實務現場的三點提醒

從生涯輔導與人才發展的實務角度看，這類研究最有價值的地方，不在於提供一套「人格特質對應職業」的對照表，而在於提醒我們幾件事。

其一，測驗結果是對話的起點，不是答案。 無論是UCAN的Holland碼[11]或CPAS的適性分析[5]，工具本身都設計成需要搭配解析或諮詢使用。師範大學學輔中心的說明也指出，想透過心理測驗自我了解者，需經由個別諮商申請，由輔導老師提供個別化的諮詢與解測服務[2]。這意味著測驗的價值在於引出當事人自己的敘述，而非給出一個職業代碼就結束。

其二，對建築系學生而言，「跨域」可能是常態而非例外。 Holland系統明確指出，一致性低者可透過通識課或實習建立第二專長和異業結盟[11]。建築訓練所提供的空間思維、圖面溝通與專案整合能力，本身就可遷移到多個鄰近領域，與其焦慮於「興趣不一致」，不如把重疊的興趣結構視為可組合的資產。

其三，相關性研究的邊界，也是實務判斷的邊界。 現有針對建築系畢業生的實證研究，樣本規模與代表性都有限[1]，而其他領域的人格特質研究結論並不一致[3][7]。因此，在協助學生做就業選擇時，人格測驗結果應被視為「需要進一步驗證的假設」，而非篩選條件。真正決定路徑的，往往是實習經驗、作品集方向、產業人脈與當下的就業市場結構，這些變項在多數相關性研究中並未被完整納入。

結語

回到最初的問題：建築系畢業生的就業選擇與人格特質、興趣、專長之間的相關性研究，到底說明了什麼？以目前可取得的實證證據來看，它說明了「親和性」與「開放學習性」可能是值得關注的變項[1]，說明了Holland與CPAS等工具提供了可操作的自我探索架構[5][11]，也說明了在不同職業領域中，人格特質的預測力並不穩定[3][7]。它沒有說明的是：這些相關性能否轉化為可靠的選才標準，以及對單一建築系畢業生而言，哪一條路才是「適合」的。這個問題，最終仍要回到當事人的具體經驗與選擇脈絡中去回答。